我們知道，文學作品提供的是一個“意義世界”。隱藏在作品中的意義連作者本人都未必能夠完全意識到，這就為文學接受打開了大門。
廣義的文學接受研究的是文學三角形結構中“作品”與“讀者”的關係，包括文學鑒賞與文學批評。嚴格地說，隻有經過讀者的鑒賞和批評，作品才算真正完成。有人曾把現代文論的發展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專門研究作者的階段，如浪漫主義和18、19世紀的傳記式批評、實證主義批評等理論和實踐，以研究作者的意圖、作者的經曆以及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為主；第二是專注文本的階段，如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強調文本是一個不依賴於作者的獨立自主的有機整體。第三是20世紀60、70年代注重讀者的批評階段，如解釋學、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文論，強調讀者取向的理論（reader-oriented theory），認為作品的意義必須通過讀者的重構才能在讀者的思想裏實現。本章我們將閱讀兩篇經典文本——明代鍾惺的《詩論》和德國學者姚斯的《作為向文學科學挑戰的文學史》——以了解中西文論對文學接受的相似而又不同的觀點。前者是鍾惺對中國古代文論關於接受理論的總結和創新，是對中國古代文學有關接受方麵的理論的總結性闡發；後者從闡釋學角度切入讀者這一文學接受的主體，側重於讀者接受的研究，關注的是讀者的期待視野和審美經驗，被稱為西方接受美學的宣言。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學習，要了解兩個問題：首先，讀者與文本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其次，文學接受是如何進行的？在三角結構中，側重於文學接受有什麽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