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理論發展由於時代的原因是有其階段性。因此，學案的研究也要看時機。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曆經百年，留下了許多文案與學案。厘清這些文案與學案，才能知道我們在什麽問題上是有理論建樹的，應該加以發揚；什麽問題上我們是有錯誤的，應該加以改正，以利文學理論朝著正確的方向更好地發展。但並不是什麽時候都適合於這類文案和學案研究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擊日本侵略和解放人民大眾以及求得民族的獨立，是第一位的事情，就是當時的學術研究，隻要有可能，也要為配合此時的抗日和解放的任務，無暇去搞學案研究，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段時期，政治運動不斷，文學理論基本上無所作為，也是可以理解的。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首先是要“撥亂反正”，在那種思想狀態下，在那種急迫的情勢下，也不可能做什麽帶有科學性的學案研究。可以說，當某種意識形態處於偏執狀態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討論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學案研究。
90年代初以來，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一時間商業化的浪潮席卷全國。大眾文化流行全國。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文學理論也隨之陷入危機。
但文學理論的危機沒有阻止文學理論的話語生產。因為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按照論文、專著的數量評職稱。於是學術研究以量取勝，重複之風盛行，無效的學術研究盛行，甚至抄襲之風盛行，一句話，是急功近利盛行。雖然文學理論學界紛紛建構各種理論體係，但這些理論體係會不會又成“學說的神話”還很難說。人們終於發現我們為了評職稱在取得某些研究成果的同時，也製造了許多學術垃圾。據古風《意境探微》一書中說，僅1978—2000年，“約有1452位學者，發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的論文，平均每年約有69位學者發表73篇論文。”而且還有大量的以“意境研究”為題的專著出版。[1]以這大量論文和專著去參評教授，不知為中國增加了多少教授。但是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又有多少學術元素呢？這是值得懷疑的。也許這不是說明學術的興盛，恰恰說明學術的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