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樓上住的是一家子的醫生。
這個繁華的大城市裏，有人有錢，有人沒錢，可是不可能沒有人沒病，換句話說，每個人在病痛麵前是平等的，隻是等級不同而已。
樓上那口子，說起名字估計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提起頭銜和事跡，基本人盡皆知，老中年們都是東華醫院的——這個醫院我們這裏最大的，床位最多的，三級甲等、全國百佳醫院，同時也是收費最高的，地段最好的醫院。
他是中科院的院士，肝膽外科的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她是婦產科主任，王淑貞的徒弟。
奇怪的是他們兩個都沒孩子，不孕不育的幾率基本可以排除，那個年代想做丁克族還是需要承受比較大的心理壓力的，可是他們做到了。
我三歲時候，通過我爺爺認了他們幹爸幹媽，老來得女的他們很高興，把那種塑料的針筒，注射液，青黴素送給我做啟蒙教學用品，結果我家的布娃娃上，都被我灌注了三個單位的青黴素，後來因為發酵青黴素的怪味，布娃娃通通被扔掉了，於是我追求醫學的腳步就被扼殺在搖籃裏。
當年我高考時候，幹爸幹媽給我列出了一係列的醫科大學，因為我提前錄取，所以我把這些資料送給我們班上那些狂熱的醫學分子，後來那些人把頭蓋骨當麵具，把尾骨當作鑰匙鏈，上組織胚胎學拍了一張又一張器官的細胞圖片，到了臨床實習時候終於沒什麽動靜了，回來就抱著我大哭，說是我是害他們的罪魁禍首，讓我對他們負責。
綜上所述，我幹爸幹媽是那種很牛的，很善良的，但是經常好心做錯事的那種。
從小，我就對醫院和醫生有種害怕和親近同時並存的感覺，不過所幸的是我的身體心理狀態一向都好，即使在德國過的四年時間，我還是沒有患上除了感冒發燒之外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