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找老板，他最近對超現實主義特別熱衷，搞了好幾幅這樣的畫作放在辦公室裏，不是達利癱軟的時鍾，就是畢加索亂七八糟的眼睛。看得我覺得很詭異，但是又不能說不好。
他讓我翻譯米羅給喬治?拉亞爾的信，然後提出送我一幅超現實主義畫的複製品，可是我總是覺得實在不符合我的審美觀，權衡之下我搬了一幅梵高的向日葵回去。我一點都沒覺得這向日葵好看，甚至有些討厭。因為張揚而神經質的梵高，已經屢屢摧殘我的神經。不討喜的向日葵，因為是卑微的向日葵。
說到我的老板，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個人，去年他跟我們一起合譯了多麗絲?萊辛的好幾部作品。他那時候就篤定地說，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很有可能是這個老太太。他說，再遲，人都掛了，給榮譽也無福消受了。我譯的她的短篇《無魔法可售》（No Witchcraft for Sale）和《溫柔的蝗蟲》（A Mild Attack of Locusts），最後跟我師姐師兄譯的其他的一些短篇都集結成書出版了。後來果真是這個老太太得獎了，那時候我就覺得我老板應該去押研究生英語考試題目。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她在中國一下子成名了，然後我們的書就連夜加印。真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於是我就傻乎乎地拿著那幅畫出了院辦，沒走幾步遠就聽到我師兄喊我，我這個師兄也是奇人一個，是個很牛的炒股票的散戶。老板的老婆炒股票，買基金，於是我師兄每星期都要到老板家吃飯、談心。
有一次我問他：“你都賺那麽多錢了，幹嗎還要過來念研究生？”
他很幹脆地回答：“我怕哪天大盤崩了，我奔馳進去裸奔出來，有了碩士文憑，起碼我還可以去大專當個英語老師，不至於沒飯吃。”
我當時就很敬仰了，連後路都想好了，怪不得這麽勇往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