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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端午節，鬱達夫之子龍兒，因患腦膜炎而夭折，鬱達夫匆匆從任教的廣州大學（後改名為中山大學）趕往北京，到家時愛子已逝，鬱達夫傷痛不已。此文即他從北京南返上海，滯留在上海的旅館時寫就的。文中記述了和妻子離別的無奈，追憶和龍兒在一起的美好時光，以及龍兒病中的慘狀。在對愛子的追憶中抒發了悲痛難遣的傷痛。這篇文章在《創造月刊》發表時曾傳誦一時。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麽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隻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複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頭上的幾句話：
兒子剛死，為了生計又得和妻子分別，並以盧梭晚年的狀況來比，可知其心情是多麽的沉痛悲傷。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隻為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廣州得著，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慌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眾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隻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隻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哪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