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局到了1927年7月，汪蔣合流的危險已迫在眉睫。中國革命已到了最後關頭。在毛澤東心中，一個積蘊在腦際的思想，越來越清晰可見。7月初，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上，明確地表述了這一思想：“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曆史過了很久，人們才明白，這是一條嶄新道路的初始點。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談起這段往事時說：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20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恒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我到達那裏的時候，正逢黃埔學生打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和廣西軍閥劉震寰。廣州市和國民黨內部彌漫著一片樂觀氣氛。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在廣州擔任《政治周報》的主編，這是國民黨宣傳部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組織人員，為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來自21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古來的學生。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祖涵那時是古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裏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後來它在廣州《農民月刊》和在《中國青年》雜誌上刊出了。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1927年才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