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叛變革命。在此之前，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了領導核心，停止陳獨秀、彭述之等的領導職務，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7月20日，臨時常委會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目前農民運動的總策略》，明確提出中國革命已“進到一個新階段——土地革命的階段”。
毛澤東率先響應通告的精神。
7月底，毛澤東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簡稱《湘南暴動大綱》），8月1日得到了中央常委的批準。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表述了下列意見：
“一、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取聯絡；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1）使唐在湖南本來未穩定的統治更趨於不穩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為全省農民暴動先鋒隊，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達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因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七”緊急會議上，成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新方針的積極倡導者和執行者。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澤東》一書中寫道：
1927年8月7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軍委代表，共計21人，毛澤東參加了會議。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重要發言。他揭露了陳獨秀在革命統一戰線中自動放棄領導權，使大革命遭到失敗的嚴重錯誤，闡明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必須由我黨領導，由工農大眾做主人的道理。他說：國民黨關係問題，在吾黨是很長久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解決。首先是加不加入的問題，繼又發生什麽人加入的問題，產業工人應不應該加入的問題。當時我黨實際上不僅對產業工人，即對農民都無決心令其加入。“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其後有一部分人主張產業工人也加入，聞湖北亦有此決定，但僅是紙上空文，未能執行。過去群眾中有偶然不聽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當了此房子的主人，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現在，才改變了策略，使工農群眾進國民黨去當主人。”在談到農民問題時，毛澤東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者反對農民革命的錯誤，主張沒收地主的土地以滿足農民的要求。他指出：“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麵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複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做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做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產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在討論土地問題時，毛澤東說：（1）大中地主標準一定要定，不定則不知何為大中地主，我意可以50畝為限，50畝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沒收。（2）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困難的是在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製，如此方可以安民。（3）自耕農問題。富農與中農的地權不同，農民要向富農進攻了，所以要確定方向（劃定中農與富農的標準）。（4）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因為這種會黨、土匪非常之多，我們應講究策略。有些同誌以為隻可以利用他們，這是中山的辦法，我們不應如此。隻要我們實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領導他們的，我們應認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弟兄，不應看作客人。在談到武裝鬥爭問題時，他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34〕毛澤東的發言，是在黨領導革命的根本性問題上，不但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而且提出了對爾後具有重要意義的方針。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最近職工運動決議案》及《黨的組織決議案》等，並選舉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