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離開北京時，隻有一個旅行包，四年裏所有的教科書工具書賣了八塊三毛，那個收廢紙的老爺爺和藹可親，說小夥子前途無量；如今又回到這裏，仍是一個旅行包，十年間所有的閱曆拋於鬧市也無人問津，路人神情冷漠，瞅我一眼，心想，又是一個北漂。
沒有完整詳盡的藍圖鋪展在麵前，回首這三十多年撲朔迷離的人生軌跡，我很想對生活傾訴點什麽，但它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仿佛我牽連到它，已是莫大的委屈。於是我唯有衝它豎起中指，笑而不語。
在租房子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中介和房東都會小心翼翼地問我一句：“你是搞藝術的吧？”最初我還很客氣地回答我不是，非但搞不來藝術，連被搞都不夠資格。但他們還是滿臉狐疑地上下打量，似乎非要挖掘出我那麽多年都未曾冒泡的藝術細胞。
在跑了十幾家中介以後，我終於領悟到一點，我不幸擁有了藝術界人士的所有裝備與造型，而這些東西在絕大多數老百姓眼中，和道德人品直接掛鉤。這一杆子打倒一片的作風，正是這些善良淳樸的人們，最完善的自我保護。
我很想告訴他們，長頭發的愛因斯坦不是唱搖滾的，光頭的葛優不是剛出獄的，戴耳環的喬丹不是街頭混的，穿燕尾服打領結的朗朗，偏偏才是搞藝術的。
但我什麽都沒說，徑直找了家理發店，跟發型師說剪短，他問我多短，我脫口而出：“像好人那麽短。”
回到賓館，我摘去耳環，對著鏡子端詳了好半天，鏡中的梁爽隻要不壞笑，還是蠻規矩的，任誰都想不到他曾經是個爸爸桑。隻這麽一轉眼工夫就成好人了，心裏想想，還真他媽的簡單，那些對我持懷疑態度的人們呐，你們也太好騙了。
此番再度出擊就順利了許多。沒費多少周折就在朝陽區租了一套三居室，當然，我隻是三個房客其中之一。以前很不喜歡與陌生人合租房子，雖然回屋後自成天地，但在廚房廁所客廳這些公用場地裏，總要抬頭不見低頭見。這個社會充斥了太多最熟悉的陌生人，回到家中仍要麵對此等不冷不熱的尷尬，實在是一種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