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前，我把自己白天在八廓街的經曆說給朋友聽。
一個警察兄弟說：“這容易，走，咱們現在就到那家畫廊去。你說的那個男人是老板，叫旺紮，也是哥們兒。你達娃啦這個牛仔就這麽點願望，能不幫你實現嗎？”
“你不要跟我吹牛。”
“我吹牛？你達娃啦也不看看我是幹什麽的。你上次問的那幾個大案哪個咱沒摻和著給破了。”
“那叫‘參與’。”我糾正他。
“就是參與嘛。這點事，沒有問題的。”
“真的容易？”
“當然容易。”他說。
“那好，咱們走，快去快回。”我說。
“走，上車。”
我們立刻開“212吉普”到八廓街去。因為車上掛的是公安牌照，我們一直把車開到了八廓街上，搞得那些傍晚轉經的人以為公安來辦什麽案子，都紛紛閃在一旁看熱鬧。
黃昏的八廓街同城市的西區真是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個是曆史格調的，一個是現實的。一邊顯露著無聲的精神，另一邊則是喧嘩與**。我說不上自己究竟最認同哪一邊。自己還年輕，也許年紀老的時候，我更認同八廓街每日黃昏默默轉經的人流。
那家畫廊這時正在上門板打烊。車子一停到門口，朋友不下車，身體趴在方向盤上扭頭衝裏麵喊：“旺紮，旺紮啦，旺紮啦，你能不能出來一下？”
那個黑頭黑臉的老板旺紮歡歡喜喜地從裏麵出來了。
“什麽事？別叫，周圍還以為我這裏出什麽事了。”旺紮一邊搓著雙手一邊說。
朋友給旺紮遞上一支煙，“怎麽就關門了？”
旺紮說：“晚上幾個朋友要打麻將，又沒有客人，就早點收吧。”
“怎麽，什麽事？”旺紮望望車裏陌生的我。
我朝他點了一下頭。
朋友介紹說：“達娃，從北京來的，作家。旺紮，這畫廊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