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當年的國際形勢
公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從礦業大學畢業之後，回到西疆的西部礦區礦監局監察二隊擔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檢員。我之所以選擇這一行的原因，其實和那個時候中國大部分工人階級一樣，屬於子承父業。
我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煤礦工人。還在舊社會那會，小小年紀的他由於生活所迫，就已經下井幹活了，並且很快加入了黨的秘密工會組織，後來還被發展成了黨員。
解放後，為了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我父親又報名到了中國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礦區。作為業務技術骨幹，他和一幫子同樣從內地去的煤礦工人，一起開創了西部礦區的輝煌，一幹就是幾十年。
說實話，那會兒全國的條件都非常艱苦，更別提遙遠的西部邊陲了，說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點也不為過。和我父親一起去西疆的那麽多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很多還沒有熬到結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於礦難，有的是死於職業病。
如果說沒有一股子為國為民的‘精’神在支撐，那是無論如何也堅持不下去的，現在的人已經很難理解他們了。
剩下來的那部分人，年齡越來越大，卻麵臨著另一個嚴重的無法解決的，找不著對象的問題。我父親雖然僥幸躲過了數次礦難，又被調到了礦區擔任行政工作，這條命和身體算是保住了，但同樣是老光棍一個，還住在礦區的集體宿舍裏，在那方麵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經年近四十，眼看著這輩子真的要奉獻給礦區了，組織上給他介紹了一個支援邊區教育事業的中學‘女’教師，兩人一見鍾情，很快就成立了一個小家庭。這個‘女’教師就是我的母親，至於當時我母親為什麽能看上我父親，時至今日她也沒有透‘露’過什麽具體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