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振說：“這張紙牌無論是誰留下的，其實都隻是在向我們傳達一個訊息，那就是這張紅桃J，因為紅桃J很多時候代表了背叛，也就是說，這是在暗示孫遙的身份。”
聽見樊振這樣說，我說：“可是孫遙似乎並沒有像閆明亮他們那樣有明顯的變態愛好，他幫助凶手的目的又是什麽？”
樊振說：“所以這正是孫遙的特殊之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我跟不上樊振的思路，還有可能是我掌握的線索和樊振掌握的並不在一個級別上，所以很多地方我根本想不通，我便沒有擅自開口，看看樊振還會和我說什麽。
當然樊振來並不是和我推演案情的，在我家裏推演也不合適，於是他就沒有繼續說下去了，而是將話題重新轉移到了董繽鴻身上，按照樊振的思路，這個電話是孫遙存給我的，而我接到的董繽鴻的電話也有些莫名其妙，樊振推測說孫遙把這個電話存給我應該有是讓我在一定的時候找到這個人，那麽現在董繽鴻在這個案子中又扮演著什麽角色。
樊振說他通過公安的聯網查找過這個人，並沒有登記在案的，也就是說可能是用了假名字。我提出疑問說會不會是人已經死了銷戶了。樊振聽了說即便銷戶也是能查詢到的，除非他死亡時間很早，還沒有納入到聯網的數據庫中來。
這兩種情形同樣可能存在，當然這樣的案件偶然性也很多，通常情況下我們推測並不能說到絕對，最多隻能說個大概，因為接觸的案子多了，什麽稀奇古怪你沒有想到過的情形都會出現，並沒有絕對的事。
所以無論是對孫遙的猜測還是董繽鴻，都在一個動機上，心理決定動機，動機反過來又反應心理變化，我們可以揣摩犯罪人的心理，可是人心難測，就必須加以動機來證實，這樣才能全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