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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獨自坐在他的頭等車廂裏回想這一切時，他有著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是把望遠鏡倒過來看海頓。他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沒有吃過什麽東西，盡管一路上酒吧間都是開著的。
在車子過國王十字車站的時候，他有一種喜歡海頓的懷戀的感覺，甚至是尊敬的感覺。畢竟，海頓是一個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這種看法說了出來。但是史邁利覺得這種簡單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他越是考慮海頓零亂的自述，越是覺得這個人充滿矛盾。他開始把海頓看成是報上那種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識分子，莫斯科是他們自然而然的聖地。他對自己說：“莫斯科是比爾師法的模範。他需要一個解決曆史和經濟問題的周延答案。”他又覺得這太幹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歡的那種人的性格：“比爾是個浪漫派，是個虛榮者。他要躋身於先進的行列，引導群眾走出黑暗。”這時他記起了肯特鎮那個女孩的客廳裏那些沒有完成的畫：難以辨認，過分做作，沒有希望。他也記起了比爾專製父親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覺得比爾信奉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彌補他作為藝術家的不足，是因為他缺少慈愛的童年。到了後來，這種理論是不是再起作用，當然無關緊要了。比爾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麽使他不能脫身。史邁利認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習慣問題，他仿佛又看到比爾躺在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邊的唱機上放著音樂。
比爾也是喜歡那樣的，對此，史邁利從來沒有懷疑過。站在一個秘密舞台的中央，讓大家你爭我鬥，他既是主角，又是劇作家，合二而一。唉，沒有問題，比爾喜歡那樣。
史邁利聳一聳肩，把這些想法都撇
在一邊，仍像過去一樣對人類行為動機的標準答案一點也不相信，相反的，卻相信有那麽一個俄羅斯娃娃，打開來裏麵又是一個娃娃，再打開來裏麵又是一個。在所有活著的人中，大概隻有卡拉看過比爾·海頓身上最後一個小娃娃了。比爾是什麽時候被他吸收去的，怎麽吸收的？他在牛津時代的右傾立場是一種偽裝，還是罪惡，倒反而是卡拉把他從這罪惡中拯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