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勒喜歡發問。他以前做過律師，提問成為他的一種樂趣，是發掘真相能力的體現。他堅信一點，在記者和律師那樣的職業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撓地發問。
那天下午他們一起出去散步，沿著石子路走到山穀，再順著一條較寬的山路走進樹林。路很崎嶇，還橫著倒伏的原木。費德勒不斷地在試探，從不透露半點信息給利瑪斯。問他劍橋圓場的建築設施和工作人員情況。詢問工作人員屬於什麽社會階層，住在倫敦哪個地區，他們的配偶是不是在一個單位工作。還問到工資、休假、品行和食堂情況，以及他們的私生活、他們之間的閑話和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問了很多有關工作人員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
而那些是利瑪斯最難回答的問題。
“你說的意識形態是什麽意思？”他回答說，“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信什麽主義，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們信仰基督嗎？”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碼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們按照什麽生活呢？”費德勒堅持說，“他們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觀吧。”
“為什麽一定要有？也許他們就是沒有，也不想有。不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哲學的。”利瑪斯有些無助地回答說。
“那你說說你自己的意識形態問題。”
“哦，饒了我吧。”利瑪斯頂了一句。他們無言地走了一段路後，費德勒頑固地又問起了哲學問題。
“如果他們沒有自己的世界觀，他們怎麽知道從事的事業是正確的呢？”
“誰說過他們認為自己的事業正確？”利瑪斯生氣地回答。
“難道不需要是非觀念嗎？是非觀念是什麽？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昨晚就對你說過，我們的情報部門就像是黨的手臂，捍衛黨的利益，是為和平和進步而奮鬥的先鋒。我們的黨是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的情報部門是我們事業的先鋒。斯大林這樣說過，”他擠出一點笑容，“現在引用斯大林的話不時髦了。不過他曾說過，‘五十萬人被清洗，那隻是一個統計數字，而因車禍死亡一人也是國家的悲劇。’你知道，他這是在嘲笑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敏感。他盡管很會冷嘲熱諷，可話說得沒錯。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是要關一批人、殺一批人。而且我們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從沒有假裝追求絕對的公正。《聖經》裏也有一個羅馬人說：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個人是正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