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費德勒把信送來讓他簽字時，利瑪斯還沒起床。兩封信都用了藍色的薄信紙，一封信的地址是瑞士什皮茲湖的塞勒旅館，另一封留的地址是瑞士格什塔德的皇宮酒店。
利瑪斯讀著第一封信：
致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歐銀行（有限公司）經理
親愛的先生：
我在國外旅行已有數周，在此期間無法收取我在英國的信函。我在3月3日曾去信詢問我和黑爾—卡爾斯多夫合開賬戶的賬麵情況，至今未收到你們的答複。為防再次耽擱，請你們將該賬戶的對賬單寄往下列地點，我將於4月21日起在該地點逗留兩周。
由Y.德·桑絡夫人轉交，法國巴黎十二區哥倫布大街13號。
對此給你們造成的不便，我表示抱歉。
致敬
（羅伯特·朗）
“3月3日的信是怎麽回事？”他問，“我沒給他們寫過信啊。”
“是啊，你沒有寫過。據我們所知，其實沒人寫過。不過那會使銀行方麵擔心。如果我們寄去的信和頭兒寄給銀行的信在內容上有什麽衝突的話，有了編造的所謂3月3日的信，銀行方麵就會認為問題出在他們漏收了一封信上。他們的反應將是把你所要求的對賬單寄來，並在信中道歉說他們沒有收到你3日的那封信。”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的內容一樣，隻是投遞地址不同。收信地址也是巴黎的那個。利瑪斯拿了一張白紙，掏出自己的鋼筆，用流利的筆跡寫了六七遍“羅伯特·朗”。然後在第一封信上簽了這個名字。接著把筆往後斜一點，開始練習第二個簽名。直到練熟後，他在第二封信上簽下了“史蒂芬·伯內特”。
“了不起。”費德勒說，“很了不起。”
“現在還要做什麽？”
“這兩封信今天就會在瑞士的兩個地點被寄出。隻要一有回信，我們在巴黎的人就會電報通知我。一周之內就應該有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