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撐持 忍辱負重(1/3)
父親極少對家人講述自己的經曆。他總是說：不要從我的過去了解我，要從現在和將來了解我。1967年春和夏，我們父子相處的最後兩段日子，他被隔離監禁，我被特許出入，為簡單照顧他的生活，我成為唯一在他身邊的親人，也是唯一能與他獨處交談、又無可忌憚被牽連的人了。他很想知道社會上的質疑，也願回答詢問。遺憾的是，16歲的我懵懂無知，對所聞死記硬背。僅憑少年強記，不舍經年捉摸，按圖索驥、補學舊史、尋求新解。漫憶中，穿插點綴了一些他的敘述。
1927年10月，父親化裝成水手從廬山潛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由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組成。局勢異常混亂，內外極端複雜，身處殘酷險境，我黨非常幼稚。幾十萬革命者慘遭殺害，激發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集體趨同“左”傾冒險主義，到處發動起義暴動、“飛行集會”，更招來不必要的損失。而局勢險惡，敵我難辨，又導致關門主義，不聯係廣大群眾，不聯合中間勢力，拒絕必要的妥協。
父親對國民黨的背信棄義切齒憎恨、義憤填膺，但冷靜分析形勢，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依城市看來是低落的趨勢”，一些“鄉村看來是高漲的……但還不是有意識的行動，隻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應采取低潮時的保全防衛，反攻也是防禦性的。他提出，中央對暴動要有適合工農群眾的綱領，“對暴動的軍事計劃而以為是軍事投機，這是中央的錯誤認識”。1928年2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特別會議認為，“劉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觀點，如不改正是大成問題的”。
批評歸批評，幹事歸幹事。父親向我敘述：白色恐怖中，安源是被封鎖的重中之重，中央的黨費來源成了大問題。為送大批主要領導赴莫斯科開“六大”，急派劉少奇“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身份”“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領導”，到長辛店鐵路工廠（原黨費第二大來源）和京東唐山路礦（原黨費第三大來源）催繳上解黨費。以前，這些經費多半返還“北方黨”自用，此時中央急調，引起順直省委不滿，從政治上反中央，又鬧經濟主義截留扣款，甚至明搶暗奪財物。3月底，中央幹脆授權正在當地交涉的劉少奇，同時以“中央委員指導順直省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