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身而出 拚死抗爭(1/3)
“九一八事變”後，在蘇聯一年多的父親回國。他後來敘述：因為“工會工作在先……很重要……工會工作隻有我做，他們不會做。”新成立的職工部是中共中央最優先的首席部門，劉少奇任部長。此時，國內絕大多數同誌尊崇迷信共產國際。然而，劉見識過“國際”的脫離實際，更反感中共“國際派”的教條。他反複講，既然是“低潮”就應當防衛，要提出普遍能夠接受的口號和任務，合法吸收會員，現在我們赤色工會的人隻占全國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極狹小的秘密範圍”，應迅速擴大組織。
中共臨時中央承認革命處於“低潮”，說正因此才應努力掀“**”，“要反攻，現在就進攻、再進攻”，“一切不合作、一切鬥爭到底”！比李立三的“**論”和職工國際的“反黃色工會”還要“左”！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要保護和發展工會，先得在黨內鬥爭，過“中央”這個關口！回國任職僅一兩個月，臨時中央就多次約談父親，做“總的批評”。
幾乎同時，在江西瑞金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劉少奇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為政府和執委會主席。
這三年，父親幾乎一直挨批堅持抗爭，一直檢討堅持主見，一直拚命堅持工作，戴著“老右”帽子，又屢任要職，與同期在紅區的毛澤東，經曆頗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犯上海，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臨時中央堅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蘇聯的序幕”，要求上海發動“大規模的總同盟武裝暴動”，學蘇聯搞“中國的二月革命”（蘇俄十月革命前有個“二月革命”），高喊“武裝保衛蘇聯”口號，並宣稱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為反革命。劉少奇持異議：此時此刻“把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位”，卻要保衛蘇聯，怎能“走到廣大群眾中去”，而在抗日官兵背後拆台，無疑是幫了日軍，並提出主要在日本企業抗議罷工，組織全麵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責劉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嚴令總罷工、總暴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口號下令之人，卻不懂不會組織罷工，更不敢不會領導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