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吳建軍下榻的酒店裏，他正守著房間的電話，等著上級的聯係，他的神色很泰然，一點也沒有為白墨擔憂的表情，他現在已不僅僅是白墨的朋友，朋友兩字，對於白墨們來說，也許足以用所有的一切去擔負，去譜寫。但如果處在某一個層麵來看，比如身為任務的負責的吳建軍來看，朋友兩個字，實在載不動太多的東西。
吳建軍舉起杯裏，杯裏有殷紅的葡萄酒，如同白墨們的鮮血。他凝望著，不覺中，滲出一滴淚在眼角，滑到腮邊已然無痕可尋。他隻能這麽悼念他的朋友、隻能這麽紀念他的朋友，他不能讓自己拿出太多的時間，去花在為他們的擔心上。
把酒杯舉到嘴邊，吳建軍搖了搖頭，他在心裏對自己說：“我的悲傷隻有這麽多。”然後仰頭喝下那杯他喝不出滋味的紅酒，如果可以，他更願意和白墨一樣，和張狂一樣，痛快地麵對敵人，那怕是死亡，那怕失敗，也是幹脆利落。
但他的職業不允許他這麽做，他隻能坐在這裏，他甚止連過度的悲傷也不能允許自己流露，因為往往太多的，太沉重的傷感會讓人憤怒，會讓人產生一種不惜代價也要拿下的情緒，而這種情緒是有害的——是否不惜代價，不要吳建軍們說了算，更不是白墨們說了算。
所以他不能頹喪，也不能悲傷，更不能激動。吳建軍他必須保持這麽一種穩定而冷靜的狀態，直到任務完成，或是直到任務失敗啟動後備計劃。或者是上級下達了新的指令。他鋪開一張地圖，用鉛筆在上麵做標記，他在揣摩著白墨現在的狀況。
但他無法明白白墨現在的狀況。
連白墨也無法明白自己的情況。在天灰蒙蒙還沒有亮的時候，遊騎兵的一個加強班在電視台這次節目的總監的帶領下，悄悄地摸向了參加生存遊戲的人們的營地，他們先向A隊，也就是白墨所在的小隊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