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重農輕商，並不是說沒有商業經營的土壤，中國那麽大，資源分布很不均衡，倘若沒有商賈往來轉運，很多地區的老百姓都隻能勉強活命而已，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偌大的一個帝國。
所以商業從古早以前就開始發展了，“商”這個字，原本就是殷商的國名，據說商人善於買賣致富——他們的老祖宗王亥就是在販牛賣羊過程中被有易氏謀害的——所以後世才會把這種經營稱之為“商”。春秋戰國之際有子貢、陶朱公、白圭，秦有呂不韋，漢有卓王孫——卓文君她爹——都是史載有名的豪商富賈。到了晉代，還有石崇。
石崇富甲天下，根據史書記載，他是靠在荊州刺史任上搶劫商賈，才積聚起了萬貫家財，不過這種說法未必靠譜。應該說，石崇是靠搶劫淘到了第一桶金，其後他也利用職務之便，進行過一係列的商業活動，以錢生錢，這才治下了偌大的產業。
但是政府對於商業活動的管理手段卻始終落後，要麽根本就沒法從商人手中獲得什麽稅收，導致社會思潮普遍嫉商恨商——對國家毫無貢獻的家夥卻能夠越來越富，換了誰都會不滿啊——要麽隻能盤剝商賈，涸澤而漁。好比說漢武帝時代的桑弘羊，他出自商賈之家，卻背叛了自己的階層，幫忙武帝施行“算緡”和“告緡”，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商人的社會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石崇之類官商例外——這就導致了商業活動毫無風險承受能力，一遇兵燹，最先萎縮。商業的萎縮同時也造成了自然經濟的衰敗、莊園經濟的興盛——世家大戶莊園中有耕有織，還有各類工匠，日常用品皆不假外求，要商賈沒用啊——而在莊園林立的地區，又哪有官府權威、統一政令可言？
當然這麽深刻的道理，就連裴該都隻模模糊糊有點兒想法而已，熊遠自然是瞧不透的。隻是在士人階層普遍輕視商業的前提下，這位熊相卻能夠想到以商致富，不管是不是有實際可操作性，他的眼光都可謂相當獨到，值得歎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