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神學院，除了教授天主教義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學，其中之人多是耶穌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
王彥隨著柏應理，在神學院內參觀一日，覺得十分新奇，他發現西夷重於對事物的規律和本質的探索，而中華則善於總結經驗，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別。
不過王彥細想之下，其實中華也有類似的思想，《禮記·大學》中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之言，隻是自明以來重八股，加之理學思想被歪曲，才丟掉了許多原來的東西。
神學院中，西夷在算學，航海方麵的成績，以及柏應理描繪的西方諸夷於海上爭霸，四處開海吞地之事，讓王彥感到驚訝，而最讓他驚奇的則是西夷所繪製的一副萬國圖，此圖與萬曆年間，西儒利瑪竇所繪《坤輿萬國全圖》，有很大不同。
在《坤輿萬國全圖》中，大明居世界中央，而眼前這幅圖，大明卻在地圖一角，這令隨行的陳邦彥等人時分不快，但王彥卻不知怎麽的，卻看得入神了。
他心中沒有陳邦彥等人的憤怒，反而生起一股強大的危機之感，於是他提出想將眼前的萬國圖，帶回廣州，柏應理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一日看下來，王彥不得不承認，經過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傳教士，每一個都是難得的人才，幾乎個個都涉獵鑄炮、航海、算學、水利等方麵的知識。
相比之下，大明的書院，卻隻教授四書五經，對於雜學都很少涉獵，而教導出來的士子，也多是隻能寫文章，卻既不懂農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運作之中，這些考上進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滾打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對於國家大事，如治河，興修水利，築城，工部的官員也要進過摸索，才能勝任，其中對時間與資源的浪費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