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彥從戲院出來，心中不禁一陣感歎，這與他在開平境內處理土客械鬥之時，簡直是兩個極端。
處於社會底層的鄉民，為了爭奪生活所需的一點土地和資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廣州城內的士紳商賈，卻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大明朝因為太祖皇帝的出身，對於商賈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經濟的破壞，使國朝沒有意識到商賈的作用，而在商稅上采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輕稅製。
這種情況，一直到萬曆年間，才有所改變，朝廷開始重新提高商稅比例，但國朝的稅賦中，農稅卻依然占到七成五，而鹽稅占一成，剩下的皇莊等亂七八糟的收入則占半成，而商稅卻依然隻占不到一成。
偌大一個朝廷，幾乎全部靠著田賦來運轉，如此國朝的子民中，最為貧困的普通百姓，卻承擔了國家七成五以上的賦稅，而商賈與士大夫階層勾結之後，卻隻承擔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稅賦，這與宋時商稅最高達朝廷稅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國朝士紳與商賈簡直富得流油。
戲院中，揮金如土的士紳、商賈，讓王彥心生感歎，他為北伐的經費苦惱不已之時，士紳、商賈的財富卻多到可以金銀投地，全不在乎。
此時王彥到沒什麽打擊士紳豪賈之意，相反他還認為士紳、豪賈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論》之中有“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之語。《黃書》中有言“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從小教導王彥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視損富濟貧為，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
對此，王彥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會無端打擊富戶，但如今國朝危在旦夕，士紳與商賈，卻要承擔他們因該擔起的責任。
此時王彥已經有了改革稅製的想法，但他卻也知道，推行行起來，必然會遇到強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