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明今天到家比平時晚了些。
公用盥洗室裏，水池邊的折疊桌上放著一個塑料盆，他的妻子佩琴正洗頭。這個盥洗室和旁邊的廚房是一樓五家住戶共用的。於光明走到妻子身邊，輕輕站住，愛憐地望著她那一頭滿是泡沫的秀發。佩琴笑了笑，示意丈夫先進屋。
走進家中，於光明看到桌上放著一盤肉末炒年糕，還有一盤泡菜。因為之前在局裏已經吃了兩個包子，他想，這炒年糕可以拿來當夜宵。兒子勤勤此刻應該正在學校上晚自習，為高考做著準備。
於光明轉過頭，眼光落在床鋪之上，頓感疲憊。繡著龍鳳呈祥圖案的棉被已經鋪好，鬆軟的枕頭也已安放妥帖。他甚至連鞋都沒脫就一頭紮到**。可過了不到兩分鍾他又坐了起來，斜靠在床頭板上，點燃一支香煙吸了起來。佩琴大概一時半會兒回不來，而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混亂的思緒。
煙霧繚繞，腦中卻依然如一團糨糊一般。於是他決定將紅旗袍案的調查過程重新梳理一遍。
這一係列案子發生之後，局裏就像是炸了鍋。大家各顯神通：有的人引經據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爭得麵紅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對案子了如指掌。
李書記“依靠群眾”的調查方法未能奏效。案發現場附近的那些居委會老大媽們調查了無數“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調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沒有任何突破性線索。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住房條件和生活資料配給製等原因，居委會曾是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得力助手。當時許多家庭都聚居於一處，共用廚房和衛生間，鄰居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糧票之類的發放大權掌握在居委會手裏，因而居委會在老百姓中間擁有比較高的權威。然而隨著住房條件的改善和配給製的廢止，居委會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沒那麽重要了。雖說在那些待拆的貧民區，居委會還有一定影響力，但本案凶手貌似並非貧民區住戶。他應該居住在更高級更私密的地方。時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會幹部已經不能像過去階級鬥爭時代那樣隨便硬闖民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