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琴對於這次的紅旗袍殺人案也頗費了一番腦筋。不僅因為此案紛繁複雜，更因為這是於光明作為代理組長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從前一樣，她為自己劃定了一條底線，即“有所為，有所不為”。她不可能掌握屬於警方的那些資源，更沒有時間和精力。所以她選擇從紅色旗袍入手。
作為飯店的會計，她並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辦公室裏。於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進了一家裁縫店。這家店並非以旗袍聞名，但她認識店裏的一位老裁縫。她向他說明了來意，並給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從這袖子和開衩看，這旗袍款式夠古老的了。”滿頭白發的老裁縫扶著眼鏡說道，“它應該不是現在那種批量生產的。看這手藝，還有這些盤扣。做這麽件旗袍起碼得一天時間。”
“您覺得這旗袍是什麽時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畢竟我一輩子也沒做幾件旗袍，我不是這方麵的專家。不過呢，如果顧客能帶著布料和圖紙來的話，估計我能做出來。”
“再問您一下，您知道還有哪些店能做這樣的旗袍嗎？”佩琴問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還有好多私人裁縫是上門服務的呢，那些人連店麵都沒有。”老裁縫答道。
這又是一個問題。的確有很多私人裁縫是上門服務的，沒固定營業場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個一個去調查。
離開裁縫店，佩琴決定去一趟上海圖書館。如果她想幫忙破案，就得用一種與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圖書館，她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查閱書目，借了一堆雜誌和書籍。
當她抱著一塑料袋書刊走進四海飯店的辦公室時，已是上午十點多了。這天上午飯店經理華山沒來上班，其實他已經兩天沒來店裏了。他自己在外麵開了一家公司，不過仍保留著在四海飯店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