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陳超從混沌之中醒來，仿佛還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區已經發現了第二具屍體，而各大媒體已如初夏鳴蟬一般喋喋不休。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麽。就算是為了於光明和曉紅，他也得做點兒什麽。在他們的幫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進展，好在那位牢騷滿腹的廖隊長麵前擠出燦爛的笑容。
然而在看過同事們查到的線索後，陳超覺得自己很難比他們取得更多進展，至少在現在這種半工半讀的“兼職”狀態下是如此。論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辦案與寫論文類似，隻有全神貫注才能找到靈感。
想到這裏，陳超嘴裏一陣發苦，於是他決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勁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與那位中國服飾史權威沈老先生有過一麵之緣。
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詩人，主要創作後來很流行的意象派詩歌。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在上海博物館謀了個差事，公開聲明說自己曾經創作的詩歌都是糟粕，隨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這不失為一種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如道家所雲，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由於他突然從文壇上消失了，他所謂的“資產階級文人”身份居然沒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輕的“紅衛兵”們發現，從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攜其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卓越建樹，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譯成數種外國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國際知名權威學者”。此時的文壇充斥著各種新生麵孔，已經沒人記得他曾經的詩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經在與一位英國漢學家的會麵中談到這位沈老先生，陳超大概也記不得他了。那位漢學家對沈文昌早年的文學作品讚不絕口。陳超對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詩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