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二年，巴達維亞總督庫恩決定進攻澳門，取代葡人，並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為此，他計劃糾集十六艘戰艦，一千餘名士兵。
艦隊當中竟然還有四艘英國船入夥，可見殖民者雖有矛盾，但在本質和利益上，還是大同小異的。
也就在荷蘭人籌劃準備的時候，消息卻不斷傳來，使得原來的計劃有了修改，甚至是中斷的可能。
首先是在倭國的荷蘭商人傳回來的，大明開放海禁，並與倭國達成直商協議，互相承認奉書插旗和朱印狀。
在倭華商已獲大明朝廷特赦，“中國船長”李旦和甲螺顏思齊率先歸明，倭國作為獲取中國商貨的中繼作用大幅減弱，還可能將最終喪失。
倭國加強了對朱印船貿易的管製，禁止西部大名擁有載重五百石以上的大船，朱印狀隻發給與將軍關係密切的京都一些豪商。
同時，倭國幕府還下達禁令，對私下與西方商人經商的西部大名實施嚴懲，以避免其壯大經濟實力，並得到先進武器。
這些突然的變化，使總督庫恩不得不暫停軍事進攻的計劃，重新審視取得對華貿易的渠道和方法。
顯然，沿襲之前的貿易方式：賣洋貨給倭國，換成銀子再在倭國購買大明商貨。不僅要付出更多的銀子，還有不能持續長久的危險。
而倭國幕府的政策改變，顯示出會繼續加強對外國船隻的貿易活動的管製，這對荷蘭商人來說，可不是好事。
當然，大明開放海禁，一下子增加了青島、上海、廈門、寧波、廣州等通商口岸，這意味著荷商有可能從大明直接貿易，通商互市。
在倭國的荷商就看到了這個契機，已經通過華商作為中間人去大明試探通商的可能，以及具體的條件。
這個時候動武，冒著激怒大明朝廷的危險，顯然是不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