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需要符合當前社會背景，至少在這一時期，均田製確實是最適宜的選擇。
高澄用過午膳，拒絕了一眾官員的請見，整個下午都將自己悶在廂房，苦思立國後的土地政策。
但說到底，人地矛盾的根源是耕地開墾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沒有任何土地政策能夠解決這一矛盾。
一無所得的高澄不得不轉變思路，將解決人地矛盾的矛頭由土地轉變為人口。
當然不是學隋煬帝將天下戶口霍霍掉一半以上。
不再鑽牛角尖的他，豁然開朗，解決人地矛盾，無非人口分流。
他一個文科生對工業所知不多，搞不了工業化，但是通過鼓勵和發展手工業，帶動商業的發展，達到人口分流的目的，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恰巧，以農為本，以商為末，貴本賤末的思想在兩晉南北朝開始廣為流傳，開始由政府頒布針對商人的侮辱性法令。
究其根源，不過是多年戰亂，社會動**，在農業人口尚不能滿足生產所需的時候，防止商業對人口進行分流的一種措施。
心有所想，高澄立即取來紙筆，再次伏案給高歡寫信。
高澄在信中將人地矛盾與高歡解釋清楚，從而提出重農抑商適宜亂世，但並不適應將來統一之後的高氏政權。
由此高澄向高歡提出了兩條未來的國策。
其一自然是深度開發江南，增加耕地數量。
江南的水熱條件擺在那裏，又何必每次等到異族踐踏中原，衣冠南渡的時候，才想著要對其進行開發。
第二條國策是農商並舉，重農抑商的路線注定走不遠，單靠農業根本不足以承受人口的不斷增長。
高澄所要做的無非是根據人口數量調節商稅輕重，人口沒有大規模增長前，對商業苛以重稅，耕地不能滿足人口增長時，減輕商稅，鼓勵商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