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法製之法，張斐想得非常透徹，並且一清二楚，因為這是他上大學的第一堂課，怎麽可能不清楚。
他口中的法製之法，其實就是法治。
這是一個動詞。
這也是那些學生困惑的一個點，他們將法製之法，就理解為法製，這又是一個名詞。
這名動都弄混了，能不困惑嗎。
關鍵，法製是自古有之，他們可以直接套用，而法治對於他們而言，就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是以前沒有過的。
隻有富弼摸到這法治的門檻。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令學生們迷惑的點，就是法家和法治，都是強調依法治國，聽著也很類似，很多學生覺得這法製之法，是很有道理，但好像跟當下的法律也沒啥區別啊。
關鍵就在於張斐對法製之法的表述，個人捍衛正當權益的一種共識。
然而，這句表述就是法家和法治最根本的區別，法家是強權、服從、遵守，是強者對弱者的統治；
而法治則恰好相反，是強調自由和平等，是對每個人的保護，而不是一種約束，搶劫違法，初衷不是懲罰惡人，而是保護自己的權益。
所以這一字之差，是謬之千裏。
二者其實存在著原則性矛盾。
而當下盛行的儒家之法，本質上其實跟法家也沒區別，都是一種統治、管理的方法，也跟法治也存有原則性矛盾。
自楊朱之後，兩千年來，就沒有出現過法治思想。
如法家的“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這句話雖然是在強調平等，也就是說律法麵前，一視同仁。
但是法家沒有給這句話賦予法治的核心思想，就是個人的正當權益，那麽本質就還是服從、遵守，隻不過權貴們也得無條件服從，可即便做到這一點，弱者得到的也就隻是心理平衡，讓你去死，你還是得去死，隻不過你隔壁可能是一位士大夫，但這毫無意義，生命都是無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