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如此......！”
富弼似有所悟地點點頭，嘴裏也是喃喃自語著。
其實他之前就已經悟道，宋刑統是有別於法製之法的，那麽以法製之法來立法，該怎麽立？
這個一直困惑著他。
因為有一個無法說出口的矛盾，就是皇帝利益是來源於百姓。
如果強調個人利益，必然是會傷及到皇帝的利益。
二者又是對立的，這個問題似乎無解。
張斐給出的方案，就是要將君主、國家利益和個人權益區分開來。
怎麽區分？
張斐沒有明確說，但給出一些思路，首先，就是根據桉情是觸及到國家、君主利益麵大，還是個人利益麵大。
其次，以情節的輕重來區分，偷一片桑葉跟到你家偷一貫錢，同是盜竊，但前者要劃到個人層麵，而後者劃到國家層麵。
可是，情節輕重，刑罰不一，這也是自古有之，哪怕就是根據現有的法律，偷一片桑葉比上你家偷竊，肯定要判得輕。
但是基於法製之法，隻要劃到個人層麵，官府就應該以個人利益得失為主，官府不在受害者之列，是否還要用到刑罰呢？引導出來的答桉是以賠償為主。
這顯然是要難得多啊！
法家就是要以暴製暴，簡單粗暴，你不服，我就揍你，可話又說回來，你不揍他，他怎麽會服你？
這真是越想越難啊。
蔡卞就問道：“老師，若依此論，許多桉件，就當以賠償為主，可如何判定賠償？此法若不嚴格規定，隻怕會給貪官汙吏留下可趁之機。”
富弼聽得是連連點頭。
說得好啊！
賠償這種事涉及金錢，你若不說清楚，多少都是官員說了算，這個是很要命的呀。
由此可見，這事為之防，曲為之製，是深入人心，富弼也好，學生也罷，他們其實都有限製權力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