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剛參加工作時的三年之約，比起越獄事件之後六年有餘的屈辱和困頓，接踵而至的五年簡直像打了個盹兒還沒睜眼就滑過去了。再換個比喻，以前也說日子快，快得像狗攆，那麽後來就像瘋狗在攆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經不再值得感慨。
當然，這隻是杜湘東的個人感受罷了，因其過於主觀，所以並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盤點，他也必須承認這些年來的生活變化之重大。譬如變化之一，是劉芬芳下崗了。其實對於這一天，不光是杜湘東，就連劉芬芳也早有心理準備。食品公司每況愈下，冰棍兒汽水早已停產，冷庫裏的豬頭豬腿豬下水也在虧本經營，於是領導們關起門來一合計，索性來了個處理大包圓兒，連豬帶人一塊兒甩給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豬可以要，人不能留。雙方在談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戰，等到敲定改製方案，必須公布下崗名單時，卻又不約而同地采取閃電戰。那天劉芬芳和她的姐妹們剛轉移完豬腿，就被勒令去簽協議，領買斷工齡的錢。人家還告訴她們，再過不久廠子就沒了，要是不簽，連這點兒錢也領不到。
偏在這時，劉芬芳家裏又出了情況。她的一個弟弟急著結婚，另一個弟弟怕吃虧，也扯來個女的要結婚。兄弟倆瓜分完宣武區那套平房的裏外間，便把父母送給了二姐。二姐沒結婚，房子寬敞，還雇著保姆，再加上越有錢越對家裏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兒的責任也應承了下來。但這樣一來，卻顯得劉芬芳多餘了——沒人需要她伺候了。劉芬芳隻好卷著鋪蓋回到郊縣，她覺得自己是被廠裏和家裏榨幹之後扔出去的，這種心情也決定了她不會給杜湘東好臉色看。因此，杜湘東生活中的第二個變化雖然是與劉芬芳結束分居，但卻感受不到夫妻團圓的喜悅。他必須時刻準備聆聽劉芬芳那更加漫長、頻繁、惡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內容則直指第三個變化，即：他們已經淪為標準意義上的“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