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後，案件開庭審理。
1989年春，許文革夥同他人盜竊汽車發動機，又夥同他人於在押期間逃脫，此兩項罪名成立。但對盜竊和越獄，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與1999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在量刑標準上均做出了新的規定，依據“從舊兼從輕”原則，不再適用1989年執行的舊標準。兩罪並罰，通常可以判處有期徒刑五至六年，案犯主動自首，也可酌情減判。控辯雙方的爭論，集中在許文革在逃期間的表現。在礦井底下救了人，這與本案並無直接關聯，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過程並不翔實，證據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為減判的理由？檢察院方麵提出如上質疑。一審法院采納了檢方意見，並不認可立功情節，遂將許文革的刑期定為五年。許文革一方不服，隨即提起上訴。考慮到礦難有據可查，警察杜湘東又能證明案犯當時確在礦區，更高一級人民法院並未駁回上訴請求。擇日再審。
這時杜湘東明白，他那份證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時間。利用重新開庭之前的一兩個月，許文革的律師又在兢兢業業且效率極高地搜集其他證據。天知道他們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錢、動用了多少關係，終於在河南平頂山找到了當年那位副礦長。煤礦被封、老板跑路以後，副礦長也失了業，經親戚介紹先去了陝西榆林，後又輾轉去了河南，幹的都是挖山開礦的活路。被找到時，他已經患有嚴重的塵肺病，許文革的律師立刻替他結清了醫療費用，把他送到北京，一邊洗肺，一邊做證。因為副礦長大部分時間都在特護病房，所以杜湘東並未與他見麵，但據說那人的證詞後來成了審判的轉折點。
也正是在此期間，案件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在那些新聞報道裏，許文革被描述成了一個“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還有一檔名氣很大的電視節目到看守所對他進行了專訪，挖掘其“心路曆程”。節目播出，反響越發熱烈，不僅法律界的相關人士，就連八竿子打不著的專家也都紛紛發表意見。說話的人一多，便朝著務虛的領域裏去，各路人精兒又會自覺不自覺地選邊兒站隊，演變成了如下兩種論調的激辯：第一，公平至上，資本是有原罪的，中國的資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優先，隻有對那些“有能力的人”網開一麵，社會經濟才能快速發展。前者批判後者信奉“叢林法則”，後者諷刺前者要開“時代倒車”，大家離題萬裏，天馬行空，各執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