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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明白安德蒙為什麽要把我從普林頓莊園推出去。他知道這是海麵上的巨大漩渦，如果我不及時改變航向，最終會被吸進深深的海底，殘渣木片都不會留下——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肉體上。
我曾經無數次地用近乎虔誠的態度向他談起母親。他知道卡斯特夫人是我心靈唯一的支柱，我的信仰。不管是為林頓破譯“迷”還是最終決定進入普林頓莊園，我都深受她的影響。她輕柔的鼓勵仿佛就在耳畔：“艾倫你做得對，你是為了我們光榮的祖國。”仿佛我一回頭，就能看見她美麗的灰藍色眼睛。
安德蒙明白信仰被摧毀的後果，以及叛國罪名的沉重。即使我不會因為母親叛國而受到任何形式上的處罰，這種家族負罪感也會壓迫我的精神，伴隨我一生。我不再是密碼學家簡·卡斯特之子，而是叛徒之子。
不，不，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使我對母親的信仰轟然倒塌。這種崩塌所帶來的親情與良知上的雙重折磨讓我痛苦不堪。
我想起在一本外文書上讀到的句子。作者說，在這個躁動的年代，能夠躲進靜謐的**深處的人確實是幸福的。我本來是可以幸福的。按照安德蒙的希望，我應該離開他和密碼，遠離事情的真相，畢業後任教，然後有一天能在數學上取得成就，有一本教科書上會用花體字印上我的名字——艾倫·卡斯特，重要理論的發現者。那本書將會充滿油墨的芬芳。
如果是這樣，在這場戰爭裏，我的確能夠擁有安靜而隱秘的幸福。安德蒙為了壓製這份情報接受了三個月的隔離審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試圖給予我安寧的日子，而我拒絕了。因為戰爭永遠不會按照人們的意圖發展。
我病了很長一段時間，重感冒。阿諾德來探病，給我帶來了阿司匹林。他坐在我床前，食指和中指夾著一支香煙，淡藍色的煙從頂端緩緩升起，消失不見。香煙的味道很重，我指指他的煙：“我以為你不在自己身上用精神類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