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南民族大學文學院羅曼先生的函，說是湖北省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會員每人要提供一份自傳。在接到這份函的一瞬間，我怔住了。我平生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寫自傳。自傳意味著回憶，自傳意味著反思。於我而言，自傳意味著痛苦，自傳意味著羞愧，自傳意味著遺憾。
有的人一定會說，你是省作家協會會員，宜昌市作家協會主席，又是一家報社的社長，據說還是所謂的省管、市管專家。還說“痛苦”的話，是不是故作姿態？不是的。1955年10月，我出生於長陽清江岸邊。轉眼間，我就要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齡了。我們這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正是所謂“出生不久就挨餓，上學不久就停課，結婚後隻準生一個”的那一代人。是的，1960年，五歲的我吃枇杷樹葉的滋味，至今記憶猶新。我親眼目睹村裏的夥伴，因吃樹皮解不出大便的困窘。也許有人會說這就是痛苦。但我並不覺得這是痛苦。真正痛苦的是，無書可讀。這種無書可讀的後果，像毒蛇一樣至今折磨著我，糾纏著我。我1962年發蒙，1978年華師畢業，16年間有10年於文革中度過。十幾歲的時候，我到處找書讀，可惜“破四舊”，批判“封、資、修”，中外名著與我無緣。一部《金瓶梅》，我是三十歲的1985年才有幸閱讀的。我以為，一個文科大學生，除了通曉中國曆史（不是初高中常識）、世界曆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外，還應該精讀《四書五經》、西方經典名著。對於一個立誌於當作家的人，尤其要能夠背誦詩經、唐詩、宋詞、元曲、《古文觀止》，精讀《紅樓夢》、《金瓶梅》、巴爾紮克、莎士比亞。沒有這個童子功，談何創作？現在書店裏，新書林立，氣象萬千。但說句不中聽的話，有的所謂的文學作品，既不見傳承，也不見創造，如同垃圾，無異於謀財害命。由於錯過了青少年讀書的黃金時期，使得人到中年的我，一直都在“補課”。我預言這種“補課”，要持續終生。這難道不痛苦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