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曾在他著名的《進學解》中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意思是說，《尚書》裏的《大誥》、《康誥》、《召誥》、《酒誥》、《洛誥》等篇，以及《盤庚》三篇，艱澀難讀。2009年歲尾，我幾乎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終於啃完了《尚書》。在我眼裏，豈止是周《誥》殷《盤》拗口，全書無論是《虞夏書》、《商書》，還是《周書》，總共58篇，篇篇難讀。好在我看的這個本子是貴州人民出版社的1990年版《今古文尚書》，注音精準，解釋精當，譯文精煉。
閱讀古文,我不敢稱汗牛充棟，但也不少於百萬字了；撰寫古文，我不敢說下筆萬言，也能夠胡謅幾句，但如果不借助古文專家的注釋和譯文，我仍然是讀不懂《尚書》的。這倒不是簡單地說它的文字古今意義頗有不同，而是有的字詞古今之義截然相反。單說一個“亂”字，決不能按照今天的理解說是“沒有秩序，沒有條理”，更不能說是“動亂”，而在夏商周時期，“亂”卻是治理之意。初次見到這種注解，我愣了半天。然而對照上下文理解，竟又是如此的暢通。今天的人們能夠懂得《尚書》，主要是得益於自漢以降的曆代訓古學家，尤其要感謝孔子的兩位後人：一個是漢武時期的孔安國。一個是唐代初期的孔穎達。前者不僅為《尚書》精解作傳，更重要地是他收藏《尚書》，免於毀壞之苦；後者則是兼容並包，融合南北，排除門戶之見，於眾學中擇優而定一尊，從而結束了西漢以來對《尚書》解讀的各種紛爭。一部注解，使我對文字學者產生了“舟橋”般的敬意!
我們常說的六經如《尚書》、《詩經》、《易經》、《樂經》（已失傳）、《禮記》、《春秋》，有把《易經》列為六經之首的，也有把《尚書》列為六經之首的。我以為各有各的道理。《易經》是中國文化思想之源，包括後來的儒家、法家等眾多的思想家文學家都從中受到啟發，遂有大成，無不與之有著血肉的聯係，把它列為六經之首原本也是可以的。《尚書》乃曆史之書，記載了夏商周三代治國的道理，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影響了曆代治國者的執政理念，從而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社會走向，把它列為六經之首，顯然也不無妥之處。如果要我排列的話，把《尚書》列為六經之首是合適的。為什麽要這樣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