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底，我們社會麵臨的最嚴重的威脅可能來自最不可能的地方：盲目樂觀地繁衍後代。嬰兒出生是人類生命的更新，無論何時發生都需要慶祝。貧窮和文化衰落的災難性組合引發了青少年生育的爆炸性增長，這比我們社會所見過的任何事情都更可能導致社會進一步瓦解。在美國的一些社區，每十個孩子中就有九個是非婚生子女，而且這一數字還在逐年上升。隨著非婚生子女數量的激增，這些孩子所在的社區能夠為他們提供適當支持和指導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貧窮助長了少女媽媽現象的滋生，因為正如喬爾·桑德（Joelle Sander）所寫的那樣：“貧困的生活強烈地增加了許多孩子匱乏、弱勢和落魄的感受，增加了他們離家出走的可能性，增加了他們的不穩定感。”從古至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不富裕的人一般都比富裕的人更早成家，而且養育的子女更多。部分原因在於，這被認為是家庭經濟生存的必要條件。然而，當今青少年生育的性質有所不同。它具有失控的特點，既不能保證有經濟上的優勢，也不能保證有一個負責任的家庭。這種失控的特點不能僅僅用貧窮來解釋，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未能向年輕人傳授社會責任感。
正如人類學家指出的那樣，世界上各個社會都會限製其成員的生育權。一些傳統社會通過要求未來的父母擁有私人財產、土地和嫁妝等來做到這一點。另一些傳統社會則優先考慮那些有社會地位、有穩定收入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現代民主社會，這種偏見已經消失；但直到現在，人們對責任的期望依然存在，正如結婚誓言所表明的那樣。所有這些社會控製手段背後的理由都是一樣的—這是社會確保出生的人得到適當撫養的手段。社會控製生育是社會自我保護的一種基本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