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人民共和國六年多來一直處在建設之中，周卻沒有作過任何較為重要的政策報告，而他的那些身居黨的統治集團內的對手們及比他年輕的官員們都對土地改革或集體化等諸如此類重大問題進行過闡述和解釋。這或者是因為他聰明地回避對這類具有爭論性的問題進行陳述，或者是因為他被看做最高行政領導人而不適宜做這類事情，他為自己的政權所作的關於政策界限唯一一次講話是在1956年1月14日那一天。當時，他對黨製定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進行了分析。
他在分析中具體說明了為什麽中華民族的進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醫生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暢。周說，中國已經超越了大多數的中國門外漢們曾竭力要趕超的以蒸汽和電力為基礎的西方工業革命，中國現在應該歡迎更具意義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如果中國要有一席立足之地，那麽它就必須在未來的12年內達到國際最高科學水平。
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這一論點的人，並鼓勵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們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生活之中，即使他們不同意共產黨的政策。是他寫了數百封信，呼籲在國外的人重返國土；是他指導地方黨的頭頭們要合理地對待這些人，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這份一月講話事實上是第二年毛發動並受周支持的“百花齊放”運動的信號。
周在夏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又重申了他的講話實質。他說，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需要的真正夥伴，共產黨必須謙虛地聽取他們的批評。韓素音把此描繪為“一個激動人心的講話”。後來，韓驅車經過一條“整潔的兩旁長滿了夾竹桃的小道，來到了一個樸實的閣樓”，這就是周的住處。他很簡樸，不拘禮節。“在起居室裏，有許多書擺在書架上，卻沒有古玩，沒有珍品，沒有昂貴的家具。房子裏放著破舊的沙發和藤條椅，地上鋪著磨爛的廉價的地毯……一片斯巴達式的簡樸。這一切都是真的。周全然不關心任何物質享受。”在一個大多數宰相都生活奢侈、腰纏萬貫的中國，這的確是件新鮮事。為了反對高層辦公室的鋪張浪費現象，周定下了新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