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年初，赫魯曉夫問：“周同誌，我們蘇聯培養出來的那些中國鋼鐵工程師都在哪兒？”周很不好意思地說“在農村培養他們的無產階級覺悟”—在此期間鋼廠卻留給了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人來管理。早年，周曾詳盡地闡述過，一個人要放下自己的資產階級架子，就應當從事點體力勞動。但是，毛在貫徹這一政策時卻做過了頭。這時，俄國人堅持說，在為提高生產而開展的激烈的“大躍進”運動之後，中國的鋼廠一片混亂。“大躍進”的開展，沒有適當考慮到工廠和設備的管理。赫魯曉夫指出：“我可以這麽說，周本人也認為這件事是相當愚蠢的，但是他又無能為力—‘大躍進’不是他的主意。”
毛白白浪費了蘇聯給他的援助。然而，1959年年初，周卻在莫斯科請求蘇聯給予更多的援助，並保證更好地加以使用。也許俄國人確實希望性情暴躁的毛澤東最終會名聲掃地，與俄國人交情甚篤文質彬彬的周會不顧毛的含蓄警告，成為北京的首腦人物。不管什麽原因，這一情況不僅表明了周對莫斯科朝覲的高峰，也標誌著中蘇關係在總體上達到了頂點。周滿載而歸。蘇許諾幫助創建30家新工廠，並給予2.5億美元的新的援助。
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接任毛的職務（幾年前，領導內部就已同意了，但是新的形勢使這一職務的重要性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時刻，周選擇了強調中國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做法，他不僅這麽說，也這麽做了。當他驅車來到舉行代表大會的地方時，一輛小車已停在他前麵的入口處。他隻好耐心地等待。當一個勢利眼工作人員看到總理的車也在那裏等候時，便洋相百出地趕忙領那輛車離開，讓周的車通行。
“為什麽讓那輛車走開？”周問，“誰在裏邊？”當他聽說那輛被無禮轟走的車內坐的是一位省級代表時，便生氣地告訴那位工作人員：“請你把他請回來。他是代表，我也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