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布雷德斯醫生直到5月16日星期二才到達基奎特，他發現所有的物資都已經被卡蘭3號院區或無國界醫生組織認領了。急診室的工作人員正在檢查出血、神誌不清的病人，甚至連保護自己的基本用品，包括口罩和手套都沒有。這位身材高大、緊張不安的比利時人懇求補給，但另外的防護裝備要10天後才能運到。
盡管如此，急診室還是在基奎特給發現的每例腹瀉和發燒病例做著篩查和分流的工作。科勒布雷德斯醫生試圖將自己和醫院急診人員的風險降到最低，但他知道他們都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而且他努力掩蓋了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會在他內心出現的恐懼。
科勒布雷德斯也許不適合做這項工作。就在疾控中心實驗室確認埃博拉是基奎特危機的原因的那天，科勒布雷德斯在安特衛普參加了一位多年朋友和同事的葬禮。這是在他嶽父去世之後發生的。盡管很悲傷，當科勒布雷德斯得知疾控中心的實驗室結果後，他還是急忙主動投入工作。他以前從未在第三世界如此絕望的條件下工作過。但在安特衛普熱帶醫學研究所從事艾滋病研究後，科勒布雷德斯抓住機會參與了一次偉大的冒險，並在此過程中提升了他在比利時科學界治療幽閉恐懼症的地位。
現在他正在盡力抑製一種從他的內髒中湧出的恐懼，這種恐懼威脅著把他推到歇斯底裏的邊緣。當病人們來到急診室時，科勒布雷德斯焦急地檢查著他們流血的鼻子、帶血的腹瀉物、發燒的臉，總是小心翼翼地盡量減少他實際接觸他們的次數。他製定了埃博拉病例的定義，以便在缺乏確證實驗室結果的情況下診斷患者。他拚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任務上，不讓這種可怕的情況壓倒他。
然而，在經曆了他所經曆過的最大的壓力之後，這位47歲的醫生在幾乎失眠6天之後，突然倒在了輪**。他的身體是鉛灰色的。他的腦子在轉，掙紮著整理思緒，最後得出的診斷結果是—他精神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