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說，美國捐贈的抗生素在治療A型鏈球菌感染方麵比當地可獲得的藥物有效得多，由此她初步得出結論，利沃夫菌株對一線的、負擔得起的藥物具有耐藥性，但她還並不確定。
“在蘇聯隻有一個在聖彼得堡的實驗室可以識別A型鏈球菌。這就是為什麽烏克蘭各地沒有實驗室可以識別這種鏈球菌，並向我們提供有關其毒性的數據……要建立這樣一個實驗室，我們需要供應品、試劑，不幸的是，目前的經濟狀況阻止了我們。”
因此，風濕熱繼續在利沃夫郊區蔓延。
此時，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總部的瑪麗亞·內拉博士正為東部地區更為基本的公共衛生危機—水源—而苦惱。內拉在她的監測網絡中發現，在蘇聯，霍亂、傷寒、細菌性痢疾等疾病的暴發都是完全可以通過適當的水源和汙水處理設施來預防的。內拉認為，現代世界本不必流行任何這些疾病，因為治療既便宜又高效。
因此，東部無法控製這種疾病的暴發讓內拉感到震驚。從1992年開始，她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其他技術專家經常東行，希望能查明疾病暴發和治療失敗的原因。
“（1995年）我們在烏克蘭基輔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很難說服（公共衛生）老領導層，”內拉回憶說，“他們想要召集軍隊，包圍霍亂暴發的整個地區，走到邊境，把人們包圍起來，迫使他們住進醫院。然後他們想讓病人在醫院裏待到他們連續三次大便呈霍亂弧菌陰性（一般在住院15到18天之後）。”
這是蘇聯的舊模式—衛生防疫站模式：軍隊和警察介入，強迫群眾服從，強製執行一種治療方案，這種方案不僅對國家來說極其昂貴，而且對受影響的民眾個人來說是一種冒犯。
與此同時，更簡單、更便宜的解決方案被忽略了。例如，1994年，當一場霍亂在羅馬尼亞暴發，持續了2年，導致成千上萬的羅馬尼亞人嚴重腹瀉時，內拉和她的辦公室同僚被該國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驚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