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像防疫站采用的許多公共衛生方法一樣，這是一個極其低效的策略。1987年至1991年間，俄羅斯做了大約7200萬例艾滋病病毒檢測，從中篩出522例感染病例；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埃利斯塔事件。為了進行所有這些檢測—俄羅斯每確診1例病例就要做13.8萬份檢測—蘇聯必須在莫斯科維持一個龐大的中央實驗室，專門製造檢測試劑盒，並每年檢測數百萬份血液樣本。此外，防疫站的現場工作人員必須收集所有這些血液樣本，並將它們運往莫斯科。大多數測試是對獻血者、孕婦、囚犯和出國旅行的蘇聯人進行的，這些測試在重新入境時是強製性的。
1996年，俄羅斯在這項檢測上花費了175萬美元。但是，1997年開年的時候，艾滋病防治預算較少，全國範圍內從事該項工作的醫生和護士沒有報酬，醫院的藥品貨架也空空如也。俄羅斯根本沒有能力支付每年1萬到4萬美元的費用，以符合美國標準的方式治療艾滋病患者，或者繼續一項耗資近200萬美元的檢測項目，甚至沒有財力購買電視廣告時間在全國電視上宣傳艾滋病教育。
同樣的政策，包括廣泛的、昂貴的非自願測試，是整個蘇聯的規則。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時，19歲的烏克蘭人斯維特麗娜住在核電站附近，暴露在大量放射性塵埃中，她立即患上了輻射病。4年來，烏克蘭的醫生給斯維特麗娜輸血，希望能補充因輻射而死亡的紅細胞和白細胞。
1993年，當時住在基輔的斯維特麗娜的艾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引起了負責蘇聯血液供應的官員們的恐慌。成千上萬在切爾諾貝利事件後的獻血的人被重新檢測，瘋狂地尋找斯維特麗娜的艾滋病病毒來源。
但她知道不是來自血液。
“我知道是誰傳染給我的，”斯維特麗娜回憶說，“他來自意大利，已經去世了。他的姐姐從意大利給我寫信，告訴我他死於艾滋病。我意識到自己有危險，於是尋求了醫療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