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的時候，美國公民可能還沒有準備好照搬加拿大的國家衛生係統模式，566但是他們顯然已經厭倦了現有不成體係的醫療衛生服務，並準備考慮改革。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醫療改革話題中占上風的，已從裏根總統第一個任期內的自由放任主義，轉變成隻要政府能覆蓋所有醫療支出，他們也願意每年交不超過1000美元的額外聯邦稅。567公眾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醫改的時機終於成熟了。75%的美國選民認為健康是決定他們在1992年投票選擇時“非常重要”的因素。568
另一個明顯的轉變是公眾對貧困和健康之間聯係的看法。1982年，當被問及是否讚同“窮人能夠得到必要的醫療服務”這一說法時，有48%的人表示讚同；但在1992年年底，隻有26%的人讚同。大多數人認為，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完全在於聯邦政府，然而，到1991年年底，對美國醫療體係的滿意度已經下降到糟糕的6%。整整42%的人準備放棄現行糟糕的醫療服務體係，從頭再來，搞一個類似聯邦政府資助的全民醫保之類的東西。569
大多數研究者的結論是，即使比爾·克林頓本人沒有授權實施，但醫療改革還是獲得了全美國人民的絕對支持。570
六
很難相信，如果美國的醫療支出不是這樣明顯受製於市場正在進行的變化，根本不要指望有任何改進。美國人民和國會將繼續堅守他們的反政府偏見，並為缺乏全民醫保和過高的醫療支出付出雙重代價。我們可以決定繼續像這樣置之不理，但不能在全國醫療改革問題上不采取新的措施，而這種措施可能導致又出現新的問題。571
—伊萊·金茲伯格，哥倫比亞大學，1996年
影響人類能力的一些最重要因素可能很難做到一次次有選擇性地賣給某人。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所謂的公共產品時，我們麵對的是整體消費而不是個體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