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衛生麵臨兩難的困境。首先，20世紀90年代，明尼蘇達州各地的關鍵衛生職位空缺，到21世紀初，這一短缺變得更加嚴重。這意味著醫生、護士和實驗室科學家的數量相對減少了，而那些有工作的人沒有那麽多時間填寫公共衛生記錄和協助奧斯特霍爾姆的調查。
與此同時，隨著私營企業的工資飛漲，奧斯特霍爾姆和他的員工發現他們在公共政府部門的工資在下降：州立法機關凍結了他們本已少得可憐的工資長達8年（1990年至1997年），而經濟卻增長了14%。到1997年，奧斯特霍爾姆手下的資深科學家年收入比愛荷華州初級公共衛生官員的年收入少1.5萬美元，僅為他們私營企業同事的10%。他的大多數員工都在艱難地償還住房抵押貸款和支付基本的家庭開支。而且由於奧斯特霍爾姆的工作人員多年來在著名醫學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比美國其他任何地區流行病學家小組都要多，因此很容易在其他地方找到報酬高得多的工作。正如明尼蘇達州參議院健康和家庭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霍廷格回憶的那樣，奧斯特霍爾姆每年都請求提高工資，但直到1997年年底，這些請求均被立法機關拒絕了。
霍廷格說：“邁克爾是我們政府中不可或缺的四人之一，他公開宣布自己將離職，因為他手下的高級職員實在無法抵擋市場高薪的**。”每次他提出漲薪請求時，得到的敷衍回複總是：“我們會打破常規，給他們應得的。”641
奧斯特霍爾姆以自己的工作為“要挾”，為那些與他並肩作戰的員工爭取到了加薪。但是，當這筆錢在1998年兌現時，卻顯得那麽微不足道，甚至丟人。讓奧斯特霍爾姆感到不快的是，他的首席科學家克雷格·海德伯格博士，曾在明尼蘇達州指揮過100多起與食品有關的流行病學調查，州立法機構給他加薪後，他全年總收入隻有6.2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