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鄰國津巴布韋，人們的健康狀況也很不理想，平均壽命隻有49歲。但它為79%的人口提供了安全的飲用水，醫療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2%，兒童死亡率排名第58位。正是艾滋病，使津巴布韋人口的預期壽命下降到49歲—該國主要的過早死亡人數是年輕人，而不像鄰國讚比亞那樣為嬰幼兒。46
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公共健康倡導者勒內·杜博斯告誡他的同事們要“放眼全球，立足本地”。50年後，反過來也是明智的：全球共同努力來保護當地的公共衛生。1977年天花的根除使全世界認識到，除非把它從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和生態裂縫中消滅，否則如此嚴重的全球威脅不可能在局部地區消除。當時，世界範圍內的天花有反彈的跡象，但由於將全球和地方公共衛生行動結合在一起，將反彈扼殺在了萌芽狀態。
如果全球公共衛生行動持續可行，那麽它將構成從富國到窮國每個地區的疾病預防網絡；如果印度的基礎設施能夠在蘇拉特發揮作用，防止瘟疫蔓延到古吉拉特邦以外的地區，那麽紐約市就無須擔心自己無力阻止在肯尼迪機場暴發的瘟疫；如果剛果的醫院是在無菌環境中，病毒無法傳播，那麽東京就不必擔心埃博拉病毒。因此，安全既是一個地方性問題，也是一個國際性問題。在公共衛生方麵，每個城市都是地球上其他大城市的“姐妹城市”。
但是，要使這樣一種國際衛生係統存在，每個國家都需要有明顯的政治和經濟意願。1999年詹姆斯·沃爾芬森領導成立的世界銀行和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領導的世界衛生組織斥責各國領導人，告訴他們靠富人施舍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如果一個國家政府未能真誠地努力改善其人民的健康，它就不能指望得到聯合國機構或富裕的西方國家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