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藥物獲取問題遠遠超出了剛剛從研發渠道中出現的新產品。大約150個國家製定了基本藥物清單，列出了被認為符合其藥理學需求的產品。這些清單上大約90%的藥物不再受《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或任何形式的專利保護，而最初的製造商早就收回了他們的研發投資。然而，由於全球分銷問題，地方腐敗將這些藥品直接輸送到黑市，並且成本仍然很高，這些藥品在世界許多地方仍然無法獲得。價格最低的藥物往往無法獲得，因為沒有製造商有理由繼續生產有價值的抗結核鏈黴素、5種用於治療非洲昏睡病的藥物、用於利什曼病的寄生蟲病、不間斷供應的用於糖尿病治療的廉價胰島素，還有二戰後偉大的公共衛生創新—脊髓灰質炎疫苗。89
對破紀錄利潤的追求“讓你隻關注富裕國家的3億到4億人”，但在人權層麵上，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獲得諾貝爾獎的無國界醫生組織的伯納德·佩庫爾堅持這麽認為。90
“我們的任務是組織一場鬥爭，反對這種將藥品市場減少到非常少人口的努力。我們不能接受……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最基本的藥物清單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藥物，其中許多藥物會導致抗藥性。”
在佩庫爾和他的無國界醫生同事列舉的眾多疾病案例中，有一種致命的痢疾，在1994年的盧旺達內戰中奪去了數百人的生命。除了環丙沙星這種藥物，誌賀氏菌對所有藥物都產生了耐藥性。環丙沙星的成本超過了無國界醫生組織或其他人道主義組織的承受能力。無國界醫生組織與生產商拜耳公司達成了降價協議，最終挽救了數千人的生命。但佩庫爾堅持認為，拜耳為阻止非洲疫情而降價的意願並不是標準，更常見的是，人們僅僅因為缺乏負擔得起的藥物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