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中央情報局不能僅限於以抽象的和純實用的方式從事文化冷戰，他們還要有明確的目標，而他們也確實有一個明確的美學上的目標，那就是他們追求的是高雅文化。
——理查德·埃爾曼
1954年9月，湯姆·布雷頓從中央情報局“退休”，1遷居加利福尼亞州，到那裏去編輯一份納爾遜·洛克菲勒替他買下的報紙。科德·邁耶接替他掌管國際組織處。這時的中央情報局已經像一條章魚似的，把它的觸須伸向了四麵八方，而邁耶接管的這個處則是該局最大的政治和宣傳活動的中心。2而且在他接手時的氛圍最有利於開展隱蔽活動，正如那一年9月一份呈送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報告所言：“既然已確定為國策，那麽我們就需要擁有一個強大的秘密的心理、政治和半軍事性質的機構，這個機構要比敵方同類機構更有效率，更具特色。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更加殘酷無情。誰都不許阻擋它快速、有效並有把握地完成其使命。現在的局勢已十分明朗，我們麵對的是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它已公然宣布其目標是統治全世界，為此將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價。在這樣一場競技遊戲中是沒有遊戲規則的。因此，一切人類共同接受的行為準則均不適用。如果美國還要生存下去，那麽在美國具有悠久傳統的‘費厄潑賴’(1)準則就必須重新予以審視。這個哲學從根本上講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美國人民卻不得不逐漸熟悉它，理解它，並予以支持。”3
但是，國際組織處的重要性在它的成員中卻並不能都得到體現。湯姆·布雷頓曾經想方設法來調動他的助手的積極性，而助手對此卻無動於衷。布雷頓說：“此人名叫巴芬頓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uffington）。他把內部備忘錄到處亂扔，卻從來不加整理。他完全是在混日子，整天無所事事。他一般上午9點來上班，把帽子掛在衣帽鉤上，然後開始翻閱《紐約時報》，然後打道回府。”4喬斯爾森和他的親信們則戲弄地為中央情報局派來巴黎的項目官員排家譜，戲稱他們為喬治一世、喬治二世、喬治三世，一直往下排下去。喬治四世名叫李·威廉姆斯，同時也被戲稱為五分鎳幣和一角銀幣（Nickle and Dime，這是用他的假名開玩笑），有一個很短的時期，他用的假名是“羅徹斯特先生”。同他的大多數前任相比，大家對他的印象較好，因為他敢於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采取騎牆姿態，一方麵是日益官僚化的中央情報局，另一方麵是波希米亞式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威廉斯還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同科德·邁耶和邁克爾·喬斯爾森一道驅車在巴黎行駛，科德回過頭來對我說：‘李，你知道嗎，邁克爾確實挺喜歡你的。’這個狗娘養的，他說這話似乎他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不過，邁克爾喜歡我是因為我從來不想在他麵前好為人師地教他如何工作。我總是讓他處於尊位，對他恭順有加。”5但是，喬斯爾森真正的盟友是勞倫斯·德諾夫維爾，而他在歐洲工作了10年之後，想回家去了。他的新掩護身份是為自由歐洲電台紐約辦事處工作。1953年底，他離開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