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巴爾在領導時尚方麵堪稱權威，他提倡抽象表現主義是他取得成功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巴爾1902年出生於底特律，1918年入普林斯頓大學，在求學時期，對藝術、軍事史和國際象棋（反映了他對戰略戰術的關注）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以此嶄露頭角。1929年，應阿爾德裏奇·洛克菲勒之邀，擔任了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第一任負責人，直到1943年熱內·達農考特接任為止。此後巴爾在博物館仍保留著他的辦公室，1947年2月又被任命為博物館藏品部主任。在《紐約客》的一篇人物介紹中，德懷特·麥克唐納對他是這樣描述的：“靦腆，柔弱，嗓音低沉，一副學者模樣。一張長著鷹鉤鼻子、戴著一副眼鏡的臉上表情冷峻，隻有偶然的神秘微笑使他的表情變得柔和一些，這種微笑常出現在古代希臘的雕塑或不露聲色的心理分析家的臉上。”但是麥克唐納在巴爾身上，“除了慈祥的、心不在焉的老教授的模樣之外，還注意另外一些特點。在他安詳、正直的外表中，他還有政客們所不及的東西……‘在他不露痕跡的操縱之下，他在博物館內營造了某種充滿陰謀詭計的氣氛。’有一位大惑不解的藝術家曾把博物館說成‘不是歡樂的殿堂而是一所充滿神秘的所在’。不過那裏的情況倒不一定達到了這種程度。”麥克唐納接著引用了佩吉·古根海姆（她在談到巴爾時曾說過她“討厭巴爾那種狡詐的品質”）和當時一位藝術家的話，他們發現阿爾弗雷德身上“有某種耶穌會會士的品格。但是正如耶穌會會士為了‘上帝更大的榮譽’(9)而施行陰謀詭計一樣，巴爾也是為了現代藝術和博物館的榮譽而施展出種種手段和花招。”35
在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期，我們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戰略中可以發現巴爾的巧妙運作手段。為了平息有些人對博物館扶植抽象表現主義的抗議，他有意識地“奉行‘雙管齊下’的政策，雖然沒有公開承認過，但實際操作起來確實是一種左右逢源的政策，這一點在博物館的展出計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36於是，在博物館的展品中不乏浪漫主義或反映客觀現實的作品以適應當時的主流欣賞趣味，以致招來一位評論家指責博物館不致力於反映“當今時代的藝術”而一心反映“我們祖父輩的藝術”；37但是與此同時，巴爾又在收購紐約畫派的作品，而且審慎地進行遊說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正是巴爾說服了時代-生活集團的亨利·魯斯改變了對新藝術的編輯政策，在一封信中他對魯斯說，新藝術應該受到特殊的保護，而不要讓它像在蘇聯那樣受到批評，因為這種藝術畢竟是一種“藝術上的自由企業”。38魯斯總是把“美國思想界的健康”這句話掛在嘴邊的。這樣，魯斯就被爭取過來支持巴爾和現代藝術博物館了。1949年8月，《生活》雜誌把主要的篇幅用來報道傑克遜·波洛克，使這位藝術家和他的作品出現在美國所有的咖啡桌上。這樣廣泛的報道（是巴爾經過努力爭來的）粉碎了對這種藝術的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