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一位老人在穆蘭附近的一家旅店裏正處於彌留之際。他是狄德羅(1)的一個朋友，在思想上深受這位哲學家的影響。當地的牧師對他束手無策：這個好人拒絕牧師為他做臨終祈禱，說他是個泛神論者。德羅勒朋先生恰巧路過此地。他是什麽都不信的一個人。他同穆蘭教區的司祭打賭，說他用不了兩個小時就能使這位病人再度皈依基督教。牧師同意與他打賭，但他輸了：淩晨三點交給德羅勒朋先生處理，五點時病人就懺悔了，七點與世長辭。牧師說：“你一定是能言善辯，勝過我們這些人多矣！”德羅勒朋先生回答說：“我並沒有說服他，我隻是讓他對地獄產生恐懼而已。”
——讓-保羅·薩特：《惡心》
正當抽象表現主義被用作冷戰武器時，美國又發現另一種更加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上帝。道德律中的宗教信仰早已被供奉在1789年通過的美國憲法之中，但是直到冷戰的高峰時期，美國才發現在祈禱時高聲呼喊“和散那”(2) 竟是那樣的有用。上帝無處不在：他在一萬隻氣球裏。1954年執行過一個《聖經》氣球計劃，把《聖經》裝進氣球裏，讓它們飄向鐵幕的後麵。1954年6月14日國會通過的一個法案打上了上帝的印戳，該法案規定在效忠宣誓的誓言中加上一句話：“上帝之下隻有一個國家。”據艾森豪威爾的解釋，這句話再次確認“宗教信仰始終貫穿於美國的過去和將來；這樣，我們將不斷增強我們的精神武器，這種武器不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時，都將永遠是我國最強大的力量。”11956年，國會規定在美鈔上印上“我們信仰上帝”字樣，從此這句話成為這個國家官定的格言。
“既然上帝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現成的千年計劃，我們為什麽還要製定什麽五年計劃？”2一位美國曆史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按照這個邏輯，基督教服從上帝製定的律條是永恒的傳統，政治品德也要服從這個傳統。通過祈求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的保佑，美國的命運就此獲得了上帝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