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完全清白的東西。沾上一點兒汙點的清白就算是不錯的了。
——麥克·哈默，引自米基·斯皮蘭《致命的吻》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已經把美國的立場講得很清楚了。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建立又讓冷戰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情報局是根據1947年7月26日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建立的，原來是想通過它協調外交和軍方的情報工作。關鍵是該法又用極為含混的文字授權中央情報局去執行一些未經明確規定的共同關注的任務以及其他的一些職能和工作，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也是根據國家安全法設立的）的任務和職務類似。後來有一份政府報告是這樣說的：“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沒有任何一條明確授權中央情報局去搜集情報和秘密幹預他國事務。但是曆屆總統都利用‘其他此類職能’這一彈性極大的提法讓中央情報局從事間諜活動、秘密行動、準軍事行動以及搜集技術情報的活動。”1
中央情報局的建立標誌著對美國傳統政治規範進行了一次徹底大翻修。中央情報局借以建立的那些法律條文將“必要的謊言”和“說得過去的矢口否認”的概念製度化，確認其為合法的和平時期戰略，從長遠來看，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政府層次，使任何責任感都無法阻止它在國內和國外濫用權力。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一部不朽之作《哈洛特的幽靈》（Harlot's Ghost）中有一個真名實姓的主人公，這個人物典型地說明了這種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哈洛特說道：“我們打探一切方麵的消息。如果說好的外交官是外交政策的工具，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知道明年的天氣如何。凡是我們能接觸到的地方，我們都有這個任務：金融、媒體、勞工關係、經濟生產、電視產生的主要後果，等等，無所不包，我們合法地予以關注的問題無窮無盡。沒有人能說得清我們有多少信息渠道。不知道有多少五角大樓裏的家夥、海軍裏的人物、國會議員、各種思想庫裏的教授、土壤侵蝕專家、學生領袖、外交官、公司的律師，凡是說得出來的，我們都有！他們都為我們提供情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