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剛剛從潭州回來幾日，就接到了樞密院編修官的任命，他為此十分詫異。後來才知道，當他在豫章的時候，陳俊卿、劉珙書二人上書薦舉了他。此職比較清閑，而且又不是現缺，不需要馬上上任，因而，他經過斟酌之後，決定暫時接受新任。
在上任之前，朱熹依舊全力投身於治學。他從小就受到了“二程”思想的熏陶，後來李侗又對他進行引導，他便以理學為主係統地對“二程”的著作進行鑽研。
確定了方向之後，朱熹就積極行動起來。早在幾年前，他就對“二程”的語錄進行收集整理。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編成《程氏遺書》二十五卷，同時又在書後附了《伊川先生年譜》一卷，最後由泉州官府刊行。
從潭州歸來後，朱熹曾一度對湖湘學派的“先察識，後涵養”觀點讚賞不已。他覺得這種方法是用他的“心為已發，性為未發；性為心之體，心為性之用”思想所得出的邏輯結論。因而，他曾到處對人宣揚、推崇這種觀點。
然而，經過不斷思考、實踐，朱熹發現這些觀點有很多不妥之處。他再次陷入了迷惘之中，不得不重新全麵審視之前的觀點，從而解決理論與操作的雙重困難。
經過長時間反複的分析與實踐，並結合“二程”的相關理論進行深入思考，朱熹認為，“未發”“已發”是指心理活動的兩個階段或兩種狀態，而不是指心與性的區別。最後，他終於推翻了自己之前的“丙戌之悟”論斷、湖湘學派的“先察識，後涵養”觀點。
乾道五年（1169 年，己醜年），基於對“未發”“已發”的新認識，朱熹認識到，修養方法也應該相應地回到程頤所倡導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上來，應做到動靜兼顧，“未發”“已發”並重。這便是朱熹的“己醜之悟”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