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熱鬧場麵終於讓梁啟超感到難以消受，他在北京逗留了12 天之後，返回天津籌謀辦點實事。
1912 年除夕，這也是梁啟超歸國後的第一個除夕，在爆竹聲中，他寫定《憲法之三大精神》一文，人們常把此文視為他歸國前在日本寫的《中國立國大方針》的姊妹篇。
在梁啟超看來，中國是帶著種種落後和清王朝的腐敗進入20 世紀的，在國際大氣候中，幾乎到了亡國亡種的邊緣，既無國權，談何民權？
再進一步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論，辛亥革命後中國國民的自治事業，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其種種設施，“類多不能自舉”，必須有待於國家的“督率”，“畸重國權”，實施“保育政策”。因此，在《中國立國大方針》和《憲法之三大精神》兩文中，梁啟超反複強調張“國權”、抑“民權”，即“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
梁啟超鼓吹“國權主義”，把國家利益和全體利益放在他的國家學說的首位，忽視國民個人利益，貶責“主權在民”思想。
有論者謂：這種觀點仍然是他“新民說”與“開明專製”的結合和延伸，是梁啟超遊曆北美之後，對中西的曆史、現實、文化、經濟有了更切實比較的產物。
其實，國權與民權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梁啟超的“國權主義”，過分強調了其對立的一麵，而且他主張“國權”，又是以犧牲某些“民權”為代價的，人們不能不看到他理論上的這一失誤。
在梁啟超的眼中，時下之中國，革命是已經革過一回，共和的牌子也高高懸掛起來了，但真要把國家引上政黨政治的軌道，能繞開袁世凱嗎？
是的，袁世凱“其頭腦與今世之國家觀念絕對不能相容”，梁啟超對此深信不疑，但因為袁世凱勢力大，而且不乏政治才能，“確為中國現時一大人物”，即便是奸雄，也還得依靠他，仍然離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