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
惡性腫瘤擴散，父親被切除了已經癌變的舌頭。術後，我去紐約市西奈山醫院看望他，比爾和兩個月大的詹姆斯在車裏等我。我邊往病房走，邊鼓勵自己要勇敢。然而一看到他，我就退縮了。
一件薄薄的醫院長袍鬆垮地罩在他消瘦、佝僂的身軀上，他坐在輪椅上，瘦得皮包骨頭的胳膊和雙腿露在外麵—我擔心他可能會冷。他布滿血絲的灰暗雙眼盯著我，張著嘴巴，唾液沿著嘴巴兩邊往下流。呼吸管從他脖子上的一個洞裏伸出來；掛架上，輸液袋裏的**緩緩流進他的靜脈。一條更大的管子從他的長袍下麵伸出來，另一端通向一個袋子，就放在他腿邊那張椅子上。也許那是通到他胃裏的管子—充當流食的通道。
我記不清當時是一個床位還是一個單間了。印象裏，感覺像在一個巨大的空間，或者說更像個穀倉裏，可能還有其他病人四散分布在不同的醫療站，盡管這樣的畫麵根本說不通。我記得那個場景是黑暗的，那反映了我的情緒狀態，又或許可能是太過刺眼的熒光燈所投下的陰影。雖然母親站在我旁邊，但我感覺房間裏似乎沒有別人，隻有我的父親。
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小。
剛看到我進來，他的眼神亮了一下，肩膀往後縮了一點，抬起手。他的眉毛好像也抬了一下，然而轉瞬間，又回到徹底的疲憊或者說絕望的神情。他又縮回去了。
“哦，該死，羅珊娜。”就在手術前，他還這樣對我母親說。
哦，該死，哦該死，我這樣想著，腦子裏跳出這樣一幅畫麵。我的父親，一家之主，已經縮成了一個小孩兒。我的袖珍爸爸，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頭。他從很有影響力的職位上退下來，退休不到一年，就如此快速地墜入低穀。他的人生從來沒有離開過伏特加、威士忌和香煙，如今這些都來向他索要代價了。挑剔的編輯、尖酸的評論家、大蕭條貽害下的守財奴，都已不複存在，隻剩下這個沒了舌頭的老人。這不公平。他還沒來得及從任務期限和通勤路程中解脫出來，就已經沒時間了；如果還有時間，他可能會變成一個溫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