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年初
帶兩個孩子的生活遠比我想象中更繁忙。幸運的是，我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找到一所規模雖小但理念先進的學校，並結識了一幫忙碌、理想主義又誌同道合的嬉皮士父母，我們組成了一個大家庭。我原本打算送孩子去公立學校，但比起那些更大也更遠的當地學校，這種合作型學校更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另外，有一條我很認同的親子經驗說：當涉及孩子的事情時，應當具體問題具體處理，而所有理論上的、理想化的設想都必須給其讓位）。比爾起先在學校的財務委員會工作，後來擔任了那裏的財務主管。我則見縫插針寫我的論文。
雖然成年之後，我一直都在進行心理治療，但我知道在找工作之前，我必須結束治療。因為，我不想到求職時，在填寫病史調查表上撒謊，說自己沒有精神病治療史，也不想被拒絕。
車爬上長而陡峭的山坡時，我放慢了車速。在冬天蕭索的燈光下，熟悉的房屋、車道、路口和電纜在滿是幹草的道路兩旁融會交錯，像一幅褪色的水彩畫。那是1月下旬，一個寒冷的周三，我正去往心理治療的路上。
我第一次開車去做治療時，從我們家到桑德斯醫生的家隻需要八分鍾。當時我和比爾住在紐黑文郊區，建築群和西洛克之間的一個小平房裏。我開車下山，穿過蕭條的公共住宅區，穿過威利大街，然後從那裏開始上坡，經過越加繁榮的韋斯特維爾街區，最後到達伍德布裏奇街。車子開過一段長長的礫石路，就到了桑德斯醫生的家庭辦公室。
四年前，我們搬到了紐黑文東麵的一個小城鎮。如果不堵車，到辦公室大概要40分鍾的車程。有時，我會開車經過那棟在西洛克的老房子，但隨著生活越來越忙碌，那裏慢慢被遺忘。
不久後，我就不用再這樣奔波了。經過與桑德斯醫生近十年的麵談，是時候給治療畫上句點，獨立應對生活了。